1. 三星堆为什么不挖了，三星堆遗址与山东的最短距离是多少？

三星堆遗址是在四川省广汉市发现的。距离山东1600多公里，之所以给该遗迹命名“三星堆”，是因为其这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2. 尖端科技是如何赋能考古行业的？

本文作者Andrew Dickson既是记者，也是评论家，为《纽约时报》、《卫报》、《金融时报》和《纽约客》等撰稿，主要报道文化方面的相关资讯。

Neal Spencer是一位考古学家，也是大英博物馆埃及和苏丹部的管理员。他喜欢轻装上阵，定期前往非洲东北部的苏丹。他目前挖掘的遗址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70年被埃及法老占领的一座古城镇。在这些探险中，他通常会带上铲子和刷子、笔记本、相机、滤水器、笔记本电脑和蚊帐，还有一架轻型的摄像无人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传奇考古发掘规模之大，几乎无法估量。19世纪70年代，当德国考古学家Heinrich Schliemann发掘出如今位于土耳其北部的特洛伊古城时，他雇佣了多达160名工人，历时三年时间。当然，这些挖掘也是破坏性的。Schliemann自己也选择了使用炸药，后来学者们指责他造成的破坏比公元前12世纪希腊入侵造成的破坏还要大。

在过去的15年里，一场考古革命正在进行之中，技术在其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责任。考古学家们在发掘古代遗迹时，除了口头文字、临时的计划和航拍照片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来指导他们。2018年2月，在危地马拉北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玛雅超级都市区，考古学家使用了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飞机上装有激光雷达摄像机（光探测和测距），可以让研究人员透过浓密的丛林树冠近距离看清。他们找到了大约61000个隐藏在地下深处的古代建筑，然后将它们绘制到一个虚拟的三维环境中。他们没有进行必要的挖掘，当然也没有使用炸药。

Spencer说：“我们所使用的技术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摄像无人机的使用已经真正改变了游戏规则。Spencer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可以发射一架飞行摄像机，在笔记本电脑上创建一个三维数字模型，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探险，一寸一寸地手工绘制地点。这些详细的、颗粒状的信息可以显示城墙曾经的位置、水井的开凿位置、田地边界的划定位置，有助于进一步分析，而且所有这些都在几小时内即可完成。

在地面上，诸如探地雷达和磁力仪等“遥感”技术可以深入地下，建立古代地下结构的图像。甚至一架普通的单反相机也可以进行改装：通过将传感器换成具有红外灵敏度的传感器，它可以检测出一种名为埃及蓝的铜基色素，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隐藏已久的碑文可以被发现。

Spencer解释说：“这项改造只需花费大约60英镑（75美元）。无人机可能要200英镑（250美元）。所以说，考古学是一项小本生意。”

Spencer和他的同事们借鉴了为石油勘探和医药等较富裕行业创造的创新技术，通过CT扫描仪对古代木乃伊进行扫描，寻找包裹着的物体，甚至是只有几毫米深的象形文字雕刻。

通过采集地面样本，并在偏振光（一种被称为微形态学的技术）下对其进行检测，我们有可能看到数千年前水是如何与其他沉积物一起上升到地面上并聚集在一起的。考古学家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哪一个房间是厨房，或者哪一个房间是用来饲养食草动物的。

“它看起来像一块泥地，但当你分析它时，你会看到几十个不同的事情。”Spencer说，“我们看到了空间是如何被利用的：由下向上。你可以从非常小的事情中得到启示。”

Spencer对另一项被称为锶同位素分析的技术特别感兴趣。就像有机材料的碳定年法一样，检查人类或动物遗骸中锶的积累——尤其是牙齿——使考古学家能够绘制出迁移模式。如果墓地里的尸体的锶信号与周围环境的读数（或附近遗骸的读数）明显不同，这可能表明它们来自其他地方。我们就可以形成一幅有关迁移的图画，或者了解到贸易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运作的。

更好的是，这些技术中有许多都是非侵入性的，时考古学家能够回溯数百年或数千年，而不会对现在的任何东西产生破坏。Spencer说：“如今，当我们开始挖掘时，我们知道自己在挖掘什么。我们挖掘不是为了寻找什么，而是为了发现一些事实。”

对经典结构的精确扫描对最近的历史研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15年，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开创性的建筑历史学家Andrew Tallon对巴黎圣母院内部进行了激光扫描，精确到一毫米以内。今年4月，毁灭性的大火摧毁了这座大教堂，现在这些图像可以用来帮助重建巴黎圣母院。

还有一些公司也在从事考古方面的工作。总部位于奥克兰的非营利组织CyArk专注于扫描大型文化和历史遗址，从事各种项目，包括吴哥窟、庞贝古城和纽约市的石墙国家纪念碑。利用最先进的激光扫描仪，调查者们创造出复杂的三维“点云”——一种超精确的数字测量，可以捕捉到墙上的每一个裂缝或天花板上的细微凹痕。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结构是如何随时间退化的，或者它是如何构造的。对于中世纪或更早的建筑来说，建筑计划能存活下来是很罕见的，这使得Tallon对巴黎圣母院的扫描价值特别大。在2016年8月缅甸发生6.8级地震前不久，CyArk碰巧扫描了缅甸蒲甘的三座佛教寺庙。他们收集的数据被用来帮助修复被损毁的11世纪和13世纪的寺庙。

如果你想做一个粗略的调查，你甚至不需要向专业的公司寻求帮助。如今，许多考古学家只需下载一个3D扫描应用程序到他们的智能手机上，然后自己动手就可实现。“它确实改变了我们做事的方式，”Spencer说。“低成本成像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研究工具。”

那么，对于那些痴迷于记录过去的人来说，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呢？下一步可能是将现在正在收集的丰富数据进行更广泛、更复杂的使用。CyArk已经在网上免费提供了许多调查，希望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历史建筑的数字图书馆。Spencer着迷于“虚拟尸检”的潜力。“虚拟尸检”是一种医学技术，它结合了CT和MRI扫描，提供了一种类似法医的、非侵入性的分析，用来分析一个人是如何死亡的，即使这个人是在几千年前去世的，也可以实现。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考古学家面临的危险可能正是由于太多的数据带来的。过去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信息。一座浅浅的古坟可能就代表了一个宗教场所，一个居住空间，一个空的墓葬坑，或者其他东西。而现在，这门学科正逐渐淹没在信息之中：当每一平方毫米的土壤都能揭示出它的秘密时，你可能很难知道该在哪里停下来，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Spencer说：“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被完全淹没。”

他叹了口气，补充道：“关键是要找到管理信息的办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下一个大问题。”

3. 三星堆处于什么时代？

从对三星堆出土文物进行的研究来看，这一文明大概是在距今4500年至3000年之间，大体上对应的是虞、夏、商这三个朝代。

话说这三星堆的发掘和重见天日，还是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有记载说，1929年，有位叫做燕道成的农民在自己家的土沟里挖地，挖着挖着，突然咣地一声，碰到了一个硬物。刨开土一看，是件像玉一样的器物。他继续往旁边、往下面刨，这一刨不得了，他的地里居然藏着几百件玉石器，品类包括玉圭、玉琮、玉璋、玉斧，甚至还有像玉璧一样的器物，总共有300多件。这可吓坏了他，赶紧上报组织。一直等到三四年后，专家们终于第一次到燕道成当初挖掘出玉石器的地方来考察，认定这些是上古文物，但当时也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又过了20年左右，类似的文物在这片地区零零星星地继续挖掘出来，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形态之奇才终于让专业人士们刮目相看，一个几千年前的神秘的古文明，逐渐在大众面前显现出本来面目。

有统计显示，经过挖掘，出土了18座房屋基址、3个灰坑、4座墓葬、70多件陶器和110多件玉石器，碎陶片多达10万件……各种宝物也是千奇百怪，比如神树和羊的雕塑，用黄金铸造的权杖，高达2米6的巨型青铜人像，还有像车轮一样大的玉石璧，眼睛突出的神像、黄金面具等等，它们的表情、形态都和中原地区以往的考古所见有很大不同。

后来，这片文物遗址就被命名为“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也随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4. 既然良渚文化已经确认为王权国家状态？

良渚有5000多年，二里头夏都只有3850年，良渚是比二里头早，但中原还有两个重要的都邑：双槐树遗址和郑州西山遗址。这两个遗址的建造时间都是5300多年前，相距只有五十公里，双槐树遗址也已经进入早期王权国家状态，被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西山更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都城，注意，不是环壕这类的，而是真正的城墙。

试想一下，在同一时间，相距只有五十公里的范围内，为什么要建造两个都城？俗话叫一山不容二虎，这两个都城为什么能相安共生？如果查询历史的话，黄帝炎帝时代就是5300年前，双槐树遗址应该是黄帝都城，西山遗址是炎帝都城，那就解释的通了，1972年在大河村出土的彩陶双连壶，是部落结盟的信物，其烧制的时间也刚好是5300年前，与西山遗址双槐树遗址同期，这件双连壶应该是黄帝和炎帝结盟的信物。

双槐树文化和西山古城文化一脉相承到了现在，而良渚已经于三千多年前彻底消亡，因此良渚不能成为华夏的起源。就像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消亡了，只有中国一直传承到现在。古埃及人不是现在埃及人的祖先，古印度人也不是现在印度人的祖先，因此古印度古埃及不是现埃及现印度的起源。良渚也是一样

炎帝黄帝结盟的信物彩陶双连壶

5. 三星堆的挖掘有什么意义吗？

三星堆遗址被列为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大批文物出土，为探索研究我国古代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尤其是古蜀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和文化交往等历史状况，考证古蜀国历史年代序列、发展阶段、社会性质、思想信仰、文化习俗等方面情况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一、三星堆考古的四个阶段

据考证，三星堆考古有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年代前期，从1931年发现玉石器坑，到1934年葛维汉、林名钧等在此首次发掘。被郭沫若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的研究工作，对玉石器坑的情况、地层、时代、性质做了初步的探讨，使“广汉文化”见诸于世。

第二阶段是五十至八十年代，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四川大学等在此进行多次调查，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范围、内涵。1963年冯汉骥先生选定三星堆遗址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首届学生考古发掘实习的地点。

第三阶段是八十年代至今，从1980年起，四川省文管会、博物馆及川大、广汉文管所等单位在此进行了十一年的连续发掘，在三个点、七个发掘区进行了九次正式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一个湮没三千年的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四个阶段是八十年代至今。从八十年代进入新世纪后，有余我国基础科学，尤其是受到文物保护技术落后等因素制约，三星堆考古发掘停滞了一段时间。近几年才逐渐再次发掘。挖出了大量金器、铜器和象牙，其文物出土量可谓“惊世骇俗”。

二、三星堆文物发掘的重要收获

从荒野到文物考古圣地，经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共取得了以下五方面巨大成就。

1）确立“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中心”

经过多年调查，特别是1984年以来的几次系统调查，四川广汉鸭子河南岸马牧河两侧的高台地上，已发现60多处文化层露头处，至少可以确定30个文化点。最集中的地带呈梯形，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面积达6平方公里以上；溯鸭子河南岸近1公里长到东胜寺一带，也有密集的遗址分布。其中最重要的是马牧河南侧的“三星堆”周围、马牧河与鸭子河之间中央的“月亮湾”、遗址群东侧的“狮子闹”、西侧的“横梁子”、鸭子河南岸“西泉坎”等处，加上“东胜寺”一带，形成6个大的区域，共同组成了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确立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核心区。

2）发现了宏大的“三星堆古城”

1984年调查，开始认识到三星堆东、西、南部有古代城墙，经过多次论证，从1989年起，对南城墙、东城墙进行了四次发掘，初步弄清了城墙的体形、筑法、堆积层次和时代范围。东城墙长1100米，顶宽20余米，基宽40多米，高4米，全部用人工筑起，下层使用的是斜面拍夯法，顶部发现由土坯砖修筑的梁读，为我国最早用砖坯筑城的例证之一。南城墙即被称为“三星堆”的一条土硬，墙体亦为人工修筑。长180米，基宽40余米，高约6米，城墙外有深2.8米的濠沟。西城墙以自然土丘为基础，加以人工夯筑修整，形成长600余米，宽约40-110米，高6-10米的城墙，由于还未发掘，筑法尚不明了，但其体形、断面和地层已证明，它也是经人工修整夯筑的城墙。城内面积约2.6平方公里。表明这里是以城墙作为依托和保护屏障长期兴旺发达的“三星堆古城”。

3）发现古蜀人居住区及众多文化遗迹

在遗址群其他几处正式发掘的文化层中，均发现了房屋建筑基址，已发掘四十多间，说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其中第一次发掘的十八间房基，使用沟槽式基址、木骨泥墙、棒构梁架与屋顶，颇具地方特色。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圆形三种。最大的面积达200平方米，而且数间相连，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用，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方形房屋中有柱桩干栏式小楼，圆形房子有的周围凿洞立柱，用中心擎天柱支撑屋顶，在建筑上都很有特色，表现了巴蜀建筑技术已很发达。同时，还发掘了作坊、窑址、墓葬、灰坑等遗迹。

4）发现了三星堆核心文化代表

1988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个长方形土坑已定名为“祭祀坑”。一号坑长4.64,宽3.48米，深1.64米；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68米，修造规整，填平夯实。坑内有次序地分数层堆满玉石璧璋、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等，它是一次大型祭祀活动之后，作为最后一道仪式将祭器仪仗焚烧瘗埋，因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祭祀坑中出土上千件金、铜、玉石、陶器，是三星堆鼎盛时期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三星堆文化的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反映出多方面的社会情况，成为举世瞩目的文物精华。

1931年第一次发现的玉石器坑，坑中按次序堆放玉器三、四百件，有三列20多件大型石璧，还有圭、璋、琮、暧等礼器。1964年在与原土坑相距五、六十米处，又发现一个玉石器坑，出土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数十件。1988年，在三星堆古城东北部，再次发现玉石器坑，出土成套的石璧、石环，以及石斧、玉凿、铜牌饰等，发现者称器物放置在一长方浅坑中。

5）出土大批珍贵文物

六十年代在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据初步统计，有青铜器四、五百件，玉石礼器一千多件，金器近百件，石器数千件，以及大最的陶器，和骨器、海贝、象牙等，取得举世瞩目的考古成果。如代表王权的金杖，青铜器中高达2.6米的大铜人，八十多件人像、头像、面具，高大神奇的铜树，十数件尊竟等礼器；玉石器中的成组石璧，直径最大达70多厘米，雕刻精美的玉璋、玉褒、玉琮,特色显明的陶器群等，被称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之一。除了器物本身的价值以外，由于这十年的科学发掘,大批文物均有明确的地层关系，以各层出土的陶器为主线，结合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年代测、定，已经形成了考古学自己的年代序列，有的测定年代在有4740-4070年左右。“二期”距今4070-3600年左右。“三期”距今3600-3200年左右。“四期”在距今3100-2875±80年。以考古方法建立了一个四川早期文化的发展序列。

三、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

三星堆一系列重要考古收获，为四川以巴蜀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展现了四川境内的古蜀国早期社会丰富多彩的面貌，反映出古代巴蜀可能存在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阶段，对探索我国文明起源具有意要意义。

1）经济文化技术方面。古蜀国上千年的长期定居，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使用着多种耕作工具，也有一定的防洪和灌溉技术。大量的酒器的发现，既反映了酿酒技术的发展，也表明有较多的粮食剩余。成堆的兽骨，表现出畜牧业的发展。宏大精美的青铜器群、规整细致的玉石礼器，反映了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等技术高度发达，冶炼、铸造、焊钾连接技术先进，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水平。

从泥范和石器半成品看，制作的作坊就在遗址群内。制陶业继续进步，并形成自己一套造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夯土、土坯砖、木构梁架的使用表明，建筑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品，众多的装饰品，礼器和祭祀用神器，证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海贝、玉石璧暧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开始，财产和货币的占有逐步集中。器物群中多种文化因素和遥远的海洋产品的发现，说明贸易和交通迄取得很大发展，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也已开始。

绘画、雕塑、装饰和多种礼仪用品的发现，表现了三星堆时期美术、舞蹈、音乐等方面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些出土文物反映当时人们对夭象、地理、动物、植物乃至物理、化学、数学等方面有了相当水平的观察和认识，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不少科学技术成果，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2）政治体制社会性质方面。三星堆繁荣期反映出一个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已经形成。巨大的城区，面积仅次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居全国前列。城区有密集的建筑，有的一组建筑面积数百平方米，虽然还不能确定是宫殿，但它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能。祭祀坑多处发现，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三星堆经常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祭天地祖先，以此表示主持者具有代表公众讲话的权威。出土的金杖上有带王冠的头像和鱼鸟图案，是国王的权杖，或许就是鱼凫王的标志。三星堆可能就是古蜀鱼凫王朝的都邑。私有财产的发展，财富的集中，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兵器、礼器的出现，反映了军队和政权的力量。三星堆遗址内曾发现两个反缚跪立的奴隶石象，是当时进入奴隶制社会的佐证之大量资料证明了三星堆遗址是早期蜀国的一座都城。

3）社会历史人文方面。与中原夏商王朝面貌不尽相同，也不是一般概念可代表的一个简单的模式，它有自身形象具体的特殊色彩，丰富了古史研究资料。

三星堆遗址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与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多处祭祀坑，每个坑均为规整的长方形，整齐地摆放着祭祀活动使用的器具，将祭祀活动最后一章的状态存留了下来。

最精美最重要的文物，均出于祭祀坑中。其中有表示王权的长142厘米的金杖，有高2.6米的主持祭祀活动的大铜人，有代表通天之道（天梯）的神树，有礼天祀地的列璧、戈、琮、圭、璋，有表示祖先神像“纵目”青铜面具，有代表各种氏族标志的动物图案等等。

祭祀坑本身还反映出杀牲、血灌、焚燎、瘗埋等多种祭祀方法，反映出一、二号祭祀是对天、地、山、神、祖先一起进行祭奠膜拜，即古代那种“兼有天地宗庙兼有上帝四望”的“大祭祀”之类的活动。

其它几处祭祀坑，也分别代表着不同规格的祭祀仪式。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所用器物规格之高.制作之精，祭祀活动中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我国已发现的古文化中所罕见，反映了巴蜀文化早期蜀国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古代宗教与巫师形象研究的稀有实物资料。春秋时代的箍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出土兵器并不发达。据《华阳国志》云：“鱼凫王田於湎山，物得仙道”，可能正是表现了这种以原始宗教进行统治的状况，反映了古国的古朴面貌。原始宗教在远古社会中曾具有其特殊的作用，一方面，人们用它来认识和解释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信仰来组织社会、维系其特有的社会结构。这是史前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总之，三星堆遗址这个再现于世的“鱼凫”古国，具有其时代和文化的特色，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文化轨迹。由于它已湮没多年，又缺少那怕是对杜宇、开明氏那样的文献记载，更显示出其神秘之处。

它所反映的上述一些特征，表明当时尚处于国家文明产生的初级阶段。近些年考古界提出的一个“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即探讨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各地文明起源的具体形态、进程及相互关系问题。它既是一个考古文化阶段，也表现出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这一理论，可能为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认识和资料。

苏秉琦先生指出：“古义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初步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把三者联系起来的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适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遗址和墓地的中心遗址和墓地三星堆遗址正是这样一个历经两千年间形成的“中心遗址”，代表了一个古国发展文明产生的完整过程，可以直接称之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它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特色，证明川西平原存在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凡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大大丰富了我国历史研究的实物资料。

6. 到处都是机关的秦始皇陵地宫为什么至今没有打开？

首先秦始皇地宫里有大量的水银，根据对周围地质的探测，专家预估地宫中水银的含量高达100吨，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水银的挥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将会失去有效的控制，水银的毒性对周围生态的影响也将会是一个难以面对的难题。这100吨的水银，临潼的老百姓们更是伤不起。在挖掘过程中，大量的汞蒸气甚至不能保证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的文物保护技术还不够成熟，如果打开，外界空气光线水分的变化很可能造成室内珍贵文物一瞬间腐朽褪色，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相比之下，地下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对文物的保护，一旦这样的平衡被打破，将造成不可逆转的毁灭性破坏。比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由于墓中处于饱水状态，取出后迅速脱水，好多都缩成了黑色的细线，一碰就碎，甚至直接变成灰。没错，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我国已出土的文化在后期的保护上还没有达到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更没有必要冒着毁灭性打击的风险加重文物保护的压力了。

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陵地宫的发掘必定会带来许多实物资料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将会推翻无数学者兢兢业业一辈子的工作成果。如果有一天它真的打开了，很可能一些历史就要重写了。

7. 易中天却说只有3700年？

易中天是以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大约是3700多年前（ 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05年，二里头第四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见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所以原问题中对二里头年代认识错误。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是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易中天为何没有采用这个说法？

———— 这个问题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中华文明史应以夏朝的始年作为开端。

这里有几个误解需要澄清。

第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的是在现有的历史框架内做更进一步的断代，通俗来说就是希望把夏、商、西周的年代，由之前广为接受的“公元前XX世纪至公元前XX世纪”这样比较宽泛的表述，精确到“某年至某年”的程度，或者说达到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后的水平。它没有也不可能和论证文明扯得上什么关系，与文明探源工程所关心的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

断代工程本身没有“拉长”中国或中华文明史的意图，相反，精确其实意味着可能的范围缩小（有点像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的研究过程）。比方说，以前说夏始于公元前21世纪， 这个不是时间点而是年代区间，即公元前2099到公元前2000，无论工程要落实到哪个点，总不会超出公元前2100。那么相对于公元前2100这个极值来说，工程的结论公元前2070可能将夏年“缩短”。

断代工程本身也没有“证实”中华文明史的意图和行为，并不是说之前夏是否存在是待解问题、工程把夏的存在证明了。相反，夏的存在是工程之所以成立的前提，参与的学者基本是相信夏的存在的，不然夏的始年、积年等课题都变成了伪问题。

第二，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也不等于夏到现在有多久。涉及两个概念：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文明。

”中国“包含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含义，如果有人主张蒙元和满清非中国文明，那么衡量文明史的长度似乎就不能只看开头，也得考虑延续情况。此处按下不表

”文明“被看作一个相对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其起始标准也足够让人争论不已了。大致有两方面的途径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时代，一是传统的历史文献记录，再加上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二是不会直接说话的实物证据。两者分别相当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

在历史学者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把夏作为文明社会的开端（或者说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氏族社会进入国家社会，等等）。

比如，有学者认为唐、虞、夏、商前期都属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阶级国家的形成要晚到盘庚迁殷。见：王玉哲著. 中华远古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4.

反之，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经常虞夏商周并称，且有虞氏的世系及君主名号也有记载，那么虞也是夏之前存在的一个朝代。见：王树民.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J]. 河北学刊, 2002, 22(1):146-147.

考古学者要处理的主要不是文献中的炎黄、唐、虞、夏，而是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这种现代新命名的物质遗存组合，可想而知它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和方法，对于完全没有文字记录、自身也没有出土文字材料的遗址，考古学也可以判定其是否进入文明社会。当然不同学者也会有争论，相对保守的看法是二里头文化是文明社会（被易中天采信的观点），相对激进者则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如果是前者，文明史就有三千七八百年，如是后者，则可能有四千年、五千年或更多。

不过相比于考古学上所谓聚落形态、社会分层、手工业专业化、礼制、酋邦等生涩难懂的术语，更多人从小接受的常识是夏朝建立代表了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之前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等，所以公众真正关心的往往是，夏能否得到考古的“证实”，换言之，到底哪种考古遗存对应夏？

之所以有这种思维是因为文献记载已经先入为主，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框架，我们倾向于拿新出现的事物作为材料填入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当中。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对于早期人类活动而言，往往考古遗存形成在先，文献记录成书在后。我们拿到晚出的文献，难道不应该先问一句，这份记录符合考古遗存所代表的实际情况吗，在多大程度上属实或失真？假如有更好的信息载体，为什么不尝试另一种阅读过去的方式呢？

实际上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之间，不是简单的谁证明谁的问题。两者类似案件中的证物和证词，虽然谁都知道能够互相吻合更好，但退一步讲，万一达成一致尚有难度，也不妨以各自标准和方法认定为事实。或许有人认为夏从文献角度看不能完全当作事实，但是这不妨碍考古学把二里头文化或者龙山时代或更早的文化确定为文明社会，换句话说，即便否定夏也绝不意味着缩短中国文明史，相反，夏“证实”了就能延长中国文明史？在主张某些新石器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学者看来当然不是。文明史长度的伸缩其实取决于不同角度和标准的弹性，而“夏”并非唯一的、更非终极的坐标零点。

从这一角度看，虽然易中天的具体结论值得商榷，肯定有很多人对具体从哪儿开始算文明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通俗历史写作中跳出了中华文明从夏开始的窠臼，转而寻求考古证据，这想必是考古学者所喜闻乐见的。